陳玉芳‧有一種教育叫悼念

想一想：你上次出席喪禮是在甚麼時候？再想一想，你上一次跟著父母去弔喪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你是否還記得父母當時說過的話、做過的事？

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？你跟著父親參加了一場喪禮，然後你發現，原來那是一位曾經那樣幫助過父親、與父親一起共患難的摯友或親人，於是，你突然體會，為甚麼父親那麼固執地非來不可。你聽著父親那些年輕歲月的點點滴滴，看著他與週遭的親戚故友絮絮叨叨，突然，你對那位常常令你不以為然的父親，有了新的瞭解……

想一想，你是否曾經帶著孩子去出席喪禮？在喪禮上，你是否牽著他的小手，跟他分享你的成長故事，把他帶到同來悼念的親人面前，一一告訴他，這位是阿姨、這位是叔公呢？

悼念，是一種身體力行的教育，它讓孩子體認了人與人之間深刻的情感，它彌補了冷漠社會中的孤獨與疏離。因此，悼念是成年人對下一代無可規避的責任。

上個星期三，寬中一放學，音樂團體的同學就在學校緊急練習。當晚，陳老師的追思禮，浩浩蕩蕩地來了三輛巴士的寬中生。在老師的靈前，他們唱著老師寫給寬中的歌、奏著老師最愛的音樂。這一切都是學生自行組織的，連巴士都是學生自己付費的。校方，只是一個安靜的旁觀者，不攔阻，但也不協助。

星期四，陳老師出殯，寬中派出了近70位學生代表，然而，這個人數遠遠無法乘載寬中人對老師的追念。觀禮的人群中，還有許多個別出席的音樂團體成員，他們全都不獲學校批准，卻堅持護送老師的最後一段路；他們向校方請的是事假。

在校內，沒有任何悼念活動，連報告老師逝世的廣播也沒有。據悉校方的理由是：陳老師不是在職老師、校方無法開先例、校方不能厚此薄彼、校方會面對他人的質詢……

是的，陳老師離職17年了。但17年來，老師帶著校園內的音樂種子，走了更長更遠的路。合唱團等精英同學，在老師的帶領下，到新中港台演出。寬中的“南方之路”、“走出校園”、“一起回家”，陳老師是策劃人之一。2005年，古來分校禮堂落成，陳老師親自指揮200人的“黃河大合唱”，這不僅是古來的第一場合唱音樂會，更是分校澎湃輝煌的起步。去年，分校校慶的千人宴募款活動，舞台上那熱切揮舞著雙手的，是已經患病的陳老師。

對比寬中對陳老師逝世的“低調”與“理性”，隆中華的學生卻在一日之內搜集了陳老師的生平事跡，不僅張貼在校園內的看板上，還向全校廣播。同學們甚至在考試期間要求校方讓他們南下弔喪。這一切，隆中華對學生不僅支持，而且引以為榮。

寬中的“冷處理”，傷透了許多師生及校友的心！早在19世紀，德國社會學韋伯就已經預言：理性主義加工業社會加科層制度（bureaucracy），將帶來不可避免的悲劇，人將活在各種條文及規則的鐵籠中。今天看來，這個預言竟在校園實現了。

陳老師去世了。透過這場喪禮，大人向學生傳達了甚麼訊息呢？每個人都會老去，每個人都要退休，今天還在位的人，當離開後，會期待獲得下一代怎樣的對待？

星洲日報／六日譚‧作者：陳玉芬‧教育工作者‧言論不代表本站立場‧2008.08.08